溥仪在东京的这一段期间，天皇裕仁设国宴招待溥仪，并陪同检阅军队，日本许多的元老重臣先后前来拜访。天皇裕仁的母亲还特别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了溥仪，并挽手游览御苑，这让溥仪是感激涕流。
雍仁代表天皇裕仁称赞溥仪：“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的贡献，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回国，这是我的衷心希望。”

溥仪在致谢词中表示：“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在是感激至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的信心。”

溥仪此次的访日，日本皇室和政府始终是按照接待外国元首的最高礼节迎送的，溥仪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尤其是日本皇室对他的热情款待，更是让溥仪头脑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溥仪甚至幻想着自己与日本天皇的地位平等，幻想着改变自己在满洲国的傀儡地位，幻想着日本人对自己也能像如对日本天皇一样。

溥仪回到长春后，召集了日系和满系的官员，大发访日的感想。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溥仪天真地沉醉于日本人对他的麻痹之中，彷佛自己的地位已经是至高无上，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改变他傀儡皇帝的地位。

就在溥仪登基不久，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带着四子溥任、四女韫娴和五女韫馨，来到长春看望当上康德皇帝的溥仪。溥仪非常想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他命宫内府大臣宝熙率属下官员前往车站迎接，并率领一队护军到车站迎接父亲载沣。

载沣早就声明自己只是私人的探望，不希望他的长春之行带有任何的政治色彩，所以并不希望欢迎仪式弄得太过张扬。

等到载沣一行人的汽车来到帝宫时，身着戎装的溥仪和宫装打扮的婉容则早在帝宫的中和门外等候，载沣走下汽车，溥仪向父亲行了军礼，婉容行了跪安。

盛装婉容在当天晚上溥仪为父亲举行了盛大宴会，铜管乐队在外面伴奏助兴，家族中人沉浸在欢愉之中。

就在宴会进行到高潮时，由溥杰领头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时候，溥仪收到了来自日本驻满大使馆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抗议。他们警告说，按满洲国与日本以往签订的协议，铁路两侧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是不准进入的，溥仪的护军进入车站显然是犯规的行为。

为此，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满大使要求溥仪做出保证，今后不得再发生同类的事件。溥仪不得不派人前去道歉，并做了保证。

这件事让载沣亲眼看到了这位康德皇帝的真实处境，明白了所谓的满洲国根本算不上是主权国家，康德皇帝只是日本人手中的傀儡。

在长春住了一个多月，载沣处处感到日本人的压力，他拒绝了溥仪等人的一再挽留，虽然三个孩子都想留在长春，但载沣只留下了二个女儿，自己带着最小的儿子溥任回天津去了。他不想把全家都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这显示了载沣的见识和思想。

凌升对溥仪是十分的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他的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凌升被日本人处以死刑，而针对满官场上日本官吏的专横，而满蒙官吏形同摆设，凌升心怀不平。在新京召开兴安各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侵略者对满的一些政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由于言辞尖锐，切中要害，使参加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就在省长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突然将凌升及他的弟弟福龄等数名兴安北省高级官员逮捕，以阴谋叛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将他处斩。

溥仪知道凌升被斩首之后心里非常不安，因为他的四妹刚和凌升的儿子订了婚，而且他知道凌升对自己的忠心，是绝对不会反对自己的。

行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亲自出面，他告诉溥仪，凌升有反满抗日的活动，并勾结外国人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处决凌升是杀一儆百。吉冈安直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就算了事。

凌升等人被处决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印发《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满州国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

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

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溥仪也是一个多疑的人，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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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溥仪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突然地失踪了，听说他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

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溥杰，说他实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要求溥杰找溥仪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的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溥仪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溥仪的一顿骂。

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溥仪，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的消灭，以图保密。

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溥仪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是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溥仪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溥仪怕受牵累，但是事情却故意找到他的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溥仪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

溥仪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溥仪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是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是由溥仪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溥仪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

在一个星期日，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

护军这次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本、朝鲜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

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

当时溥仪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

这些条件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溥仪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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