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家族·
故园家声，政通人和

毕竟书生不自怜

书卷泛黄，青纸两张，依稀是字迹间的往事远去，杳然是空鹤独步，书香犹在，衬得夜色温婉，能道来娓娓旧事，能说尽前尘繁花——而故事常常有一个寻常的开篇，仿佛开头越是平淡，就越能压下后头昭昭然的煊赫与不俗——如同周一良先生在自传《毕竟是书生》里第一句便写道：

我于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字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生于一”。

周一良先生已然竭力寻常化了他的家族，这并非一种自谦，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平和，类似于他们如此家世的人，往往温和待人，守礼自持。君子谦谦，如玉如磨，已然是家族内部无声的教化传承。然而，周氏家族的赫赫声名超然存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以他为代表的第四代周氏子弟，有的如他一样皓首穷经，埋身书海，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有的接替家业，在商界举足轻重；有的则投身政界，为此国，为此家，尽付丹心。若说世界是一片星海，那毋庸置疑，周氏家族为这片星辉，投注了一束束极深、极亮的光。

而这些星光追溯到最初的源头，都来自晚清时期，一位名叫周馥的政客。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人氏。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年，周馥因战乱耽搁流离于安徽的省城安庆，前往淮军应募。他写得一手好字，谈吐文采亦不俗，很快在一帮勇夫莽人里崭露头角，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收为文职，在往后三十余年里，深受李鸿章器重，委以肱股之任，淮军以外，朝野之上，都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周氏家族的发迹、传承、延续，自此展露，星火燎原，绵延万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方惨败，李鸿章痛定思痛，决意洋务救国，周馥深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先后设立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津水师学堂与北洋武备学堂亦是周馥一手主持创立。他亦著过一册《治水述要》，将自己数十年的治水经验总结集合，这册书，在中国治水史上，颇有地位。

早些年，初入仕途的周馥并非伊始便平步青云，李鸿章很赏识他，曾将他举荐给慈禧太后。慈禧最初也同意任命周馥为“授河督”，但此事在党派倾轧中悄然作罢，周馥自己心境如何不得而知，倒是李鸿章深感气愤。或许周馥命中注定大器晚成，中年之后，反倒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不可不谓繁花着锦，烈油烹火。清朝覆灭后，张勋曾复辟，此时，已步入晚年的周馥又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

为官为宦，文武两事，周氏家族的始祖，都是一介能人。在周馥三十余年的经营下，周氏家族隐然成形。一个家族的兴起，或许一开始倾注了命运眷顾、机缘巧合诸多运气成分，然而时光能长长久久地注视它，就不仅仅靠运气了。显然，周馥是一位聪明人，深谙传家之道，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十分重视六子三女的教养。

他曾给周学海、周学铭两个孩子寄语道：

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周馥的言传身教下，这个刚刚步入繁荣的家族，绝无骄娇二气，也无纨绔子弟。宅院深深，书声朗朗，稚子纯真，少年刚直。

周馥的原配妻子吴氏，是他穷困潦倒时的患难之妇，不通文墨，一介乡女。苟富贵，未相忘。周馥在江苏任职时，将在乡下伺奉双亲抚养幼子的吴氏接到金陵，荣华不易妻，这是周馥的难得；荣华不忘本，这是吴氏的难得。这个半生没什么见识的乡下女子，骨子里有最淳朴坚实的人生观：她素喜简朴，反对铺张，从不以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为傲，始终保持着乡野之间的柔韧和身为女性的慈爱。

她平素省吃俭用，却一次性将积攒多年的大笔银子用于购买田地，以救济穷人，成立了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吴氏七十岁那年，子孙孝顺，打算给她办一个盛大隆重的寿宴，吴氏执意不肯，唯恐破费太过，既铺张浪费，又伤害生灵，最后孩子们折衷将这笔钱用到慈善事业上。

如周馥，如吴氏，这样一双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确然没有一个，是令人失望的。长子周学海，早年潜心儒家学说，后入医道，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学四种》《脉义简摩》8卷医学著作；次子周学铭，继承父业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时期过殿试任职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学熙从商，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商业版图最为繁荣的实业家之一，与张骞并称“南张北周”，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学渊继承了父亲的文人气息，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与北大的辜鸿铭同组诗社，1906年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六子周学辉，虽然是周家备受宠爱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长与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纨绔的资格，然而这一生，他与四哥周学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纺织帝国，将“打仗亲兄弟”这句话，发挥到了极限，在周学熙隐退之后，他接过了旗帜，继续奠定了周家的商业基础，当张骞家族已经逐渐没落之时，周家依旧鼎立。

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少林寺藏书阁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其实这位“扫地僧”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而“制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仅是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华新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四年间华新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周学熙的下一个计划，是在青岛开设华新二厂，筹办期间内青岛还没什么纱厂，因为机器被耽搁的关系，没料到就在一年半载内，青岛的纱厂大大小小，遍地开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内外棉纱厂，得天独厚，成为青岛第一个棉纱厂。紧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当时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学熙建议，另行选址，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周学熙决意迎难而上，这种近乎“不要命”的勇气，来源于他骨子里的不服输，也来源于他身后那个团结温暖的家族。这勇气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铠甲，血肉里长出羽翼。等到青岛的华新二厂正式成立，青岛所有的棉纱厂都是日资的，周学熙不惧这合围之势，不断革新生产技术，虽然当时还没人说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周学熙却似乎比谁都更明白技术的力量。在他的一腔孤勇和日夜竭力下，华新二厂在众多日资棉纱厂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日方当然没有坐视不理，他们想方设法干扰华新二厂的生产，甚至威逼利诱周学熙放弃，诡计百出。周学熙岿然不动，该周旋便周旋，该强硬便强硬，日方无可奈何，到“七七事变”前夕，华新二厂已经在周学熙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同时，唐山的华新三厂、河北的华新四厂都已经在筹备中。

在创办纱厂过程中，周学熙十分注意培养技术人员，设置棉业传习所（分纺织、植棉两种）。植棉系毕业生一般分配到各植棉场，而纺织系毕业生多派充华新技术干部。改良棉种，设胶县植棉场，进行棉种试验，培养优良品种，也是华新的一大重点。为扩大原棉生产，周学熙还组织成立长芦棉垦局，自兼督办，计划利用废盐场开河蓄水，筑堤防潮，准备大规模植棉。这些举措在当时来说相当先进新潮，周学熙确实是中国实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大人物。

除了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外，周学熙还创办了其他在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其中包括他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实业总汇处等实业，这些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企业。据统计，以周学熙为核心的资本集团，涉及煤矿、金融、纺织等产业，二十余年来创造的资本总额达4000余万，在1元能购买7斤猪肉的当时，这个数目不可谓不惊人。

1927年，周学熙因病隐退，庞大的商业帝国渐渐转交到下一代手中，江山已成，打江山不易，守江山亦不易，然而，只要周家人共进退，齐心衰荣，守成无碍矣。晚年时期，周学熙曾写诗曰：少日一心三不朽，毕生十事九成空。诗书莫继先人业，惠泽难伸慈母衷。病茸吟看诗有崇，狂疏世态酒无功。今看雪上鸿泥迹，历历分明只梦中。虽然为家族搏出了另一条路，为后人创下了偌大家业，但这一生，他走得亦是战战兢兢，在弱肉强食、时代更迭的境地里求生尚且艰难，更何况是要负重前行，雪夜跋涉。他也经过鏖战，也受过一番心血为他人做嫁衣的伤心，往事历历，却都已在梦中。

在周学熙等周家人的尽心竭力下，周氏家族开创了官商双管齐下的新局面——诸多产业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撑孩子们尽可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人生；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子孙后人，又为他们家族添砖加瓦，令家族能够继续繁衍生息，深根辟土——环环相扣，因果相承，所谓“富不过三代”对于周氏家族而言，是一个不足为惧的传言。世间纷繁乱相，随血液流淌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对家族坚贞虔诚的信念，是自幼时起不断熏陶叠加的君子之风，亦是千秋家国掷地有声的赤子之心。

诗书传家 学承中西

迷津欲有向，平海夕漫漫。曾经，十分惶恐迷失方向，烟波三十六里，曲曲折折，回环反复，迷雾重叠，轻山绕过一带碧水，身在其间，风决绝了流年，梦斑驳了凡世。人世的艰难又何止如此，无知世事里的浮沉，跌宕命运里的离合，匆匆数十载，就如春花掠过，乳燕没林，而前方犹自重峦叠嶂，任由灵魂飘荡，与花朵合唱，看一朝一朝的太阳升起沉落。

人生，不惧艰险，不畏寒霜，唯独怕迷失了自己。所以，浮桥上神色晦暗的人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从何方而来，先不必惦念自己要去往何方，先追回最初最原始的一缕蒙昧，藏在血缘里，刻在童年时，飘摇在年轻的母亲清逸的发丝间。那些最不易察觉，被轻易抛弃的过往，呼唤起心灵深处潜藏的眷恋和勇气来，毫不费力。

因为“传承”总是难以忽略，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人文地理，这种来自血缘、来自家族、来自地域的因素，往往很惊人。这种因素或许会在经年累月里渐渐淡去，在异国他乡里被刻意或无意地掩去，走过灰蒙蒙的塔楼，伴着涛涛的宁静河流，然而一首旧歌谣，就会牵动眼角边罕见的潸然。

周一良先生从未忘却过他的根本，他总是格外清晰地记得曾祖父是个瘦高的白头发老人，爱写字，底蕴深厚，提笔起来就是：“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这样的句子；他的启蒙是在私塾里，塾师们不按常理出牌，不以《千字文》《三字经》开蒙，反而先念《孝经》，再是《论语》，他起初以为是老师们的安排，后来才得知是父亲周叔弢的授意，让孩子们以此开启这一生相伴的诗书文章。

说起周叔弢，整个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都绕不开他。这位出身豪富巨贾之家的公子，不仅顺应时势，慧眼识人，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为这个国家、他的家族，培养了十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他的十个儿女，后来都成为了其领域内的翘楚，有八位最终留在高校，为学术和教育奉献了一生。

长子周一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杨联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便是周一良，先生则是指陈寅恪；次子珏良，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次女与良是南开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三子艮良则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五子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曾担任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子景良在50年代留学苏联，是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专家，同时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

他们的成功，自然脱不开诗书传家的家风，也脱不开父亲周叔弢开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周一良自己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之人，他兄弟五个，其他都有妾侍，唯独他洁身自好，对于子女的教养，亦是十分严格，同时思想非常开明，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学熙走实业这条路的，家大业大，但他从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任凭他们追寻自己的人生，十个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员，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周一良曾笑谈，他在自己家里，连股票都没有见过。可见，周叔弢诚然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视孩子们国学的教育，他没有盲目追随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学校念书，而是遵循旧制让他们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先学《孝经》《论语》《四书》；接着念《左传》《礼记》《史记》《韩非子》等古典经典，在这样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国学底子都格外扎实。在结束私塾教育后，孩子们才去念中学或高中，当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学才正式外出求学，因此刚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不过，后来周一良成为了历史学家，很是感谢少年时打下的厚实古典文学基础。

兼容并包，学贯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子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子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部分是孩子们学习所需的必读物，还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们能涉猎的知识。对于父亲的推荐，孩子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处。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种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子们最常流连的场所。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色的。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书香、文字、诗歌、阳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子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种无声的熏陶，已经深深地埋藏进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开两支 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此语出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子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子》，暮年时周馥尚能吟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身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亲自选定书单，交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子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身，却仍旧惦念着孩子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子们外出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

如此家风，如何能不花开葳蕤，如何能不培养出兰芝秀树。周家后人中成名者众，最鼎盛的仍数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炜良，两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并蒂双星，清辉悠远，令人神往。

周一良是周家长房周学海一支的，父亲周叔弢极其重视教育，他在家中私塾一直念到去燕京大学修国文，一年后，转入辅仁大学修历史，次年，重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数门外语，但最钟情汉语，钟爱汉史。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最深、最有成就的是魏晋南北朝史，著书立说，影响最广的倒是亚洲史。

1949年以前，周一良曾讲授日本史。1949年后，他在北大任教，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人才。他于这个领域的著述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并主编了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20世纪50-60年代，周一良撰写多篇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的文章，对中国发展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作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颇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多次出国，去非洲、欧洲、美洲等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周一良先生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季羡林先生生前忆及周一良，曾经的北大校长如此评价：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有所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周一良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家学影响，周家先人里曾有一位佛学研究大家，说来也当得起一句“家学渊源”。

同周一良仅仅相差两岁的周炜良，虽然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却不论从地域还是研究方向上，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路。他们正如同出一脉却各自前行的河流，在碧原山川前默然道别，从此一去千里，追寻各自的繁花、星空、密林和歌谣，或许终有一日，他们会在宽容深厚的蓝海里再度重逢，一笑，拥抱，殊途同归。

周炜良亦是周家长房一支，与周一良是堂兄弟，其父周达，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集邮家，被称为“邮票大王”。1924年，周炜良赴美留学，补习了几年后，考入肯塔基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如无意外，归国之后的周炜良该是在政府任职，命运的转折却在1931年悄然降临。那一年，一位中国数学家劝周炜良去普林斯顿或是德国的格丁根大学（当时的数学中心）研究数学，其实此时周炜良已经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数学家，对数学的喜欢并非没有想过，而是一直被忽略了，直至有人一语惊醒梦中人。

1932年10月，周炜良去了格丁根。希特勒上台后，格丁根衰落了。周炜良转到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研究代数几何，两年后周炜良因故滞留汉堡大学，随数学家E．阿丁听课，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莱比锡，在范·德·瓦尔登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带着他的德国妻子返回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教数学。他的妻子原本出身富裕，因为战争的爆发，家产化为乌有，周炜良不得不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包括抚养两个孩子以及赡养岳父岳母。若是二十年前的周家，这些不过是小事，只是战争也摧毁了周炜良父亲的财富，周炜良只好自力更生，为此，他离开了数学领域。直至抗战胜利，在友人的劝说下，他携家人重返美国。

1947年，周炜良到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正式开始他的数学生涯，他首先撰文阐明，E．嘉当意义下的对称齐次空间可以表示为代数簇，因而能用代数几何的框架研究其几何学性质。1947—1948年间，法国数学家C．谢瓦莱访学普林斯顿，对周炜良的这篇论文做了很长的评论性摘要，发表于美国的《数学评论》。谢瓦莱曾邀请周炜良证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数曲线，在一个代数系统中的亏数，不会大于该系统中一般曲线的亏数”。面对质疑，周炜良使用纯代数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尔登-周炜良形式。这惊艳了整个数学界，学界皆知，有一位华裔数学家，名叫周炜良。

紧接着，1949年，周炜良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紧复解析簇》，这一反映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被称为周炜良定理，在代数几何学著作中有显著地位，在后来的许多论文里，也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可谓是数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周一良和周炜良，是周氏家族第四代中郎绝独艳的双生花，在人才辈出的周氏家族里，他们璀璨，但也同其他族人星辉相映，一同谱写了一曲灿烂的家族传奇。周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但若没有其好学的家风，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想必这一曲亦是断续不成章——传奇之所以为传奇，正是因为谁都没有忘却祖训，谁都没有遗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