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黄？腾？达
我想没什么比看到好人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更高兴的事了。他们稳扎稳打最终走到了人们前列。“忍受贫穷最终换来飞黄腾达是值得的。”老约翰逊写道。他的个人历史也是这样的。一天，我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药剂师。他医道高超，我一有病就愿意去找他。在他的药店里我没碰着他。他一般足不出户，只在家中问诊，没想过要扩大宣传成为全国名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弃在医学界立万扬名的机会，甘当默默无闻的普通医生。我记得还有位兢兢业业的外科大夫，在医学界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候，他一直努力拼搏，但没有什么建树。时隔多年，我去拜访他。他家门口停了一辆很贵的大马车，我很快明白他现在手头挣钱的活儿特别多。有理由相信，这位可爱的白衣天使是不会为穷人或付不起药费的人免费医治的。一切不挣钱的活儿他一律不接，专业性太强报酬又少的活儿也一律不接。有天晚上，我去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是白厅的内阁部长了。内阁部长也许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成功。后来，我去他的办公室看他，为了见他不得不在接待室等着传唤，看着他前呼后拥的样子，我开始完全相信我的朋友确实飞黄腾达了。我很高兴另外一个年轻的律师朋友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加入了一个高级律师协会，不用再住公寓，还成了地方议员。他白天很忙，只在晚上才像夜宿的鸟儿一样回巢。我也很高兴另一位商人朋友清闲许多，早饭后半个小时还待在家里，然后才驾车去他的公司。我去他的大房子拜访他，他告诉我等他赚够了钱，就宣布退休。

有些人是注定要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当他们把脚放在成功梯子的第一级的时候，就注定会往上爬。总检察官后来会成为大法官或至少律师总长。如果他在某些案件中展示了天分，像专利权案和选举案，赢得了陪审团的心，他就肯定会飞黄腾达。如果你当上了主教的私人牧师、学校校长或皇家教授，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星光大道，注定能成功了。《星期六评论报》说，已故的朗利博士是张万能牌，政府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他这张牌，什么难办的事都让他去处理。他还只是西敏寺一个年轻的神职人员的时候，人们就叫他“荆棘中的玫瑰”。后来他在各地当主教，得到了广泛的欣赏。卡农·梅尔维尔是他那个行业中最出名的一个，想当牧师的人都去听他布道。我甚至听说平民院的议员在演说时也学习他的特殊风格。他是基督医院的学生，也在圣·约翰学院学习过，后来不但成了彼得豪斯的成员，也成了剑桥最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加入伦敦社交圈后，他的影响力继续扩大。近些年，人们似乎不太看重公众演讲才华了，而过去人们认为演讲是唯一能在学术方面和宗教方面激励群众的手段。人们现在更愿意翻翻报纸，看看有没有愉悦自己的小道消息。也许时代改变，宗教会使人们收益更多。灵魂最深层的需求要靠宗教来满足，富于文采的演讲也不能阐释宗教的全部。宗教将能解决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并借此解决当代生活琐事，教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形成所谓的“时代精神”。总有一辈一辈的人在努力解决道德问题、人生问题和宗教问题。越来越多的布道者广受欢迎，吸引了大批听众。他们凭借个人天分鹤立于世，也许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的人生顶点。为著名的演说家、布道者作传的人越来越少，传记内容也越来越雷同。

人们常说有人天生就会出人头地，有人天生就要遭贬谪沦落。如果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伦敦大街上，背景完全相同，过不了多久，一个就会穷困潦倒，另一个则会名利双收。也许有人会说这完全凭运气，就像已故的法国国王在威海姆索鹤的遭遇一样，尽管当时好像被命运完全抛弃，但最后却峰回路转。无法否认机遇有时很讨厌、很麻烦，不过把机遇还原，就会发现机遇关键在于人如何利用、如何应用。首先要给人以工具，才能了解他到底会不会用工具。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很想当工程师，但他了解到那家最好的工程师事务所——能帮他实现梦想的最好的事务所——不收学徒，就是交的学费再高也不收。但这位未来的工程师决不气馁，在事务所下属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普通蓝领工作，每星期挣一英镑。他穿着工人服，干着工人干的活儿，总在早晨五六点钟工厂一开门就第一个上班。最终引起了事务所高管的注意。后边的故事您猜也能猜出来了。

那天，我读了篇一位律师给他的连襟写的演说词，在这篇演说词里他谈到了人如何才能出人头地：

“对于检察官来说，会一门外语是很有用的知识。我年轻时没太看重外语。有远见的父母却会送孩子去法国或德国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多半会学制造、商务或经商的本事。五十年前懂外语的律师凤毛麟角。伦敦的律师——拉维先生——年轻时被父母送到法国疗养，因为会法语，所以有了很多诉讼实践并赚了很多钱。我认识的另一位律师说德语、法语和说英语一样流利自如，这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诉讼机会，有时他甚至还到法国当检察官办案子。法国比英国还看重国家团结，因为他是英国人，特别允许他在法庭上陈述证据、出任公诉人。这样他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建立起了声望。

“人们习惯把所有搞法律的人都叫律师，就像所有品种的狗，无论大小、颜色、品种都叫狗一样。事实上律师有很多种，就像动物有很多种一样。纽卡斯尔（注：英格兰东北部自治区，位于丽兹以北泰纳河畔）的老律师在市里的文学和哲学协会的讨论会上说，他不能允许手下职员在上班时间读小说，就像不允许把犯人当庭释放一样。这种对待手下的方法是正确的吗？只懂法律的律师和懂得世界的律师是没法比的，律师更应该懂得管理之道、生产之道，要尽一切可能了解历史、传记和地理，了解物品的制造过程，了解聪明机智的发明和人类各种伟大成就，也就是说了解地理和人物。千万别学阿瑟·黑兹伍德的样子，他是瓦尔特·斯科特爵士家的儿子，他们家世代都是当律师的。他到法庭上审理一个蜡烛商的案子，因为要不得不提一些专业的商业词汇，感到很麻烦，所以后来他干脆把公文包一扔，不办这个案子了。很多关于专利权的案子会涉及特别多的商务、制造和航海知识。所有的知识——人类的知识、人性的知识，总而言之世界的知识都是很有用的。”

那位作家还讲到律师出人头地的类似故事。

“有位伦敦老律师在朋友离开伦敦动身去纽卡斯尔的时候给了他一项建议。那项建议很有效，但也有点儿奇怪，就是别在办公室待得太久，到处走走，让别人看见你。干律师这行的，也许用不着大肆宣传，但到处走走在小的理性范围内是种简单的小广告。委托人一般不会雇佣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律师。我听说有位伦敦律师夸奖他的同伴能力超群，说他还没走过街拐角，就有人委托他办案。十个人中就有十个人会做生意，可只有一个人有生意做，这句话是我六十五年前评价一位伦敦律师说的话。他获得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经验。有很多年轻律师刚刚起步就落后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去找案子，而让案子找他。理论上讲，只有主动找案子，才能在半路遇到案子。”

有句俗语：自助者天助。成功者注定成功。那些为权力拼搏的人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获得了她的帮助，到达了成功的巅峰。我们从金斯宕勋爵未发表的传记中节选一段：

“1830年发生的一件事决定了我的后半生。1820年罗伯特·利爵士从议会退休。他一生审慎、节俭，积攒了一大笔财富，另外还有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尽管他过去很喜欢库克夫妇，但后来再没和他们来往，甚至很明显挺讨厌他们的。他自己没有孩子，土地应由罗伯特·利爵士的父亲处理，由他的弟弟（我的外祖父）的孩子继承，将土地分给外祖父的五个女儿，我的母亲是长女，也应分得一部分财产。这么分财产惹恼了罗伯特爵士，因为他讨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在1828年或1829年，他和维甘的教区长吵了一架，教区长让他交辛德雷大楼土地的什一教区税。罗伯特爵士坚持说他已经以农业税的形式交过了。教区长向大法官法庭上诉，打算在罗斯就地解决这个案子。罗伯特爵士立志留住他的土地比克斯泰克，可法庭只判给他河对岸的土地，他很生气。更让罗伯特爵士生气的是，在法庭上他只能雇用我替他辩护。他不得已同意了，但很不痛快，因为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给他办案他认为就干等着败诉吧。检察官加斯克尔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来咨询案情，我觉得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至少对案子涉及的财产问题感兴趣了。加斯克尔先生告诉我，罗伯特爵士要求的限定继承权有问题，罗伯特爵士要求他的绝大部分财产由他本人的男性子嗣和他弟弟的男性子嗣继承，剩余的由他自己管理。这个案子难不倒我。深入调查证据之后，我发现案子并非无懈可击。罗伯特爵士要想留住农场，就必须弄清楚农场到底有多大。他提供的农场地图把不应该包括进去的包括进去了，而该包括进去的没包括进去。原告和被控方暂时达成的协议有问题，法庭裁决不利于被控方。仔细观察老地图，我发现五十年前有一小块地从派宁顿格林被划分出去，划进了老农场里。我们唯一胜诉的希望是不被对方击中弱点。”金斯宕勋爵后面继续讲案子是怎么办完的，他最终成功地继承了亲戚的大笔财产。

我们看看菲普世家和派蒂世家缔造者的故事，他们分别在诺曼底（注：英吉利海峡的历史地区，以前为法国西北一个省）和兰斯登分封了侯爵领地，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他们勤勉刻苦是成功的一方面，好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相似的故事还有斯塔特世家的故事，他们家也在贝尔普获得了贵族领地，创造了家族辉煌。

菲普世家的缔造者被传记作家称为“我们的菲普”，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贫穷地区，是机械工人的儿子，从小和另外二十五个长大后成名的小孩子一起玩耍。他虽然年纪小，但有种难以解释的冲动不断向他暗示他是生来干大事的。

他身上闪耀着一种伟大的气质，这种伟大气质不是来自于物质成功，而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宽容大度。但年逾二十三，他还是个小木匠，有幸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了婚，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他告诉妻子说将来他会在波士顿北部的格林雷拥有一座漂亮的砖质大楼，这是上帝告诉他的，妻子听了将信将疑。尽管他自己觉得将来一片光明，但刚开始还是很不幸的。在干造船生意的时候，他听说在巴哈马（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岛国，位于佛罗里达和古巴东部）地区有艘满载珠宝的沉船，就不再造船，改当水手。他满怀冒险精神去了英格兰，看看能不能在白厅获得点儿支持和帮助去找沉船。等了很长时间以后，政府派给他一条船，他开始了冒险之旅。他到了那个地区但就是找不到宝藏。他的船员背叛了他，他不得不又换了一批人。找宝很不顺利，也不安全，他想着该回英格兰了。在动身之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注：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地），他设法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从一个老人嘴里套出了失踪沉船的更多消息。回到英格兰后，没人信他那个古老的宝藏故事，人们为他感到失望。阿尔贝马勒公爵还有其他一两个人被他的话给迷住了，愿意冒一冒险。所以他再次出航，来到半个世纪前“放满鱼饵的捕鱼场”，随身带着一份投标书。他来到巴拉它河港（注：巴拉它河，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由巴拉圭河和乌拉圭河形成的宽阔的河口流，开口于大西洋），费了好大劲儿，用木棉树造出了一条能容纳八条至十条桨的木船，当地人叫派里阿佳。派里阿佳能划到二三英尺深的浅滩。那片浅滩很危险，浅的地方很浅，可深的地方却深不见底，当地人叫作“锅炉”。

有一天，一些船员坐着派里阿佳出航了，尽管一连好几天都一无所获。其中有个人看着清澈的水底，瞧见了有种叫海毛的海洋植物伸出岩石，就让印第安的潜水员去把它摘来，至少这次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去。潜水员摘回了海毛，也带回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他在海毛不远的地方看见了很多散落的枪支。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让印第安人再潜下水去。这次他拿上来很多银子，值几百英镑。他们设了一个浮标，记下地点，划回了大船。有一段时间他们谁也没告诉。“把捞来的银子”藏在船舱里，直到船长发现了它。他看见了银子，很生气地叫起来：“这是什么？从哪儿来的？”然后，立刻换了一副表情，喜笑颜开，船员告诉他他们是在哪儿、怎么发现的。“啊！”他说，“感谢上帝，我们成功了！”

他确实可以说成功了。他在格林雷盖了所漂亮的砖质大楼。他们一共打捞上来三十二吨银子，银子都生锈了，像石灰石一样，有几英寸厚，必须用仪器才能把锈去掉。“他们继续打捞上来很多生锈的东西。”后来，又发现了很多金子、珍珠和奇珍异宝，总价值约三十万英镑。菲普原来一直忧心忡忡、焦虑不已，现在幸运终于垂青他了。他害怕船员们会造反，卷钱逃跑。他发了很多誓，“如果上帝能让他平安返回英格兰，他就会给上帝进献海珍和财富。”他安全地回家了，阿尔贝马勒公爵也很走运，得到了一大份财物。菲普拿到了一万六千英镑。公爵很佩服他的勇气，将一只价值一千英镑的金杯送给了他的妻子。国王授予他骑士头衔。他当时真是意气风发啊！詹姆士二世很想把他留在英国，但他的心早飞到了漂亮的砖质房子那儿。他被任命为新英格兰高级州长，衣锦还乡。回家路上他又去看了沉船，又捡到不少好东西。

威廉姆·菲普爵士的一生很有历史纪念意义。他回到家乡，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好多次潜水，”他说，“都很危险，我觉得都是上帝救了我，我欠他的。”遗憾的是，他在当高级州长的时候，烧死了很多无辜老妇，给她们定的罪名是施用巫术。他的统治理念使他后来征服了加拿大。尽管和法国动武他没有成功，但为最后征服加拿大铺平了道路。他的妻子没给他生过孩子，但他仍然十分爱她，这是他个性十分动人的地方。他死得较早，四十五岁就死了。在死前，他将康斯坦丁·菲普立为继承人，这个人很可能是他的侄子，是他二十一个兄弟中一个人的儿子。康斯坦丁·菲普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后来成了爱尔兰的大法官。他在失去官职以后又重返法庭，重操旧业。他的儿子和昂格里希第三任伯爵的女继承人结了婚，他们的儿子被授予爱尔兰的贵族头衔——马尔格雷夫。后来他成了马尔格雷夫子爵，接着升至马尔格雷夫伯爵。他的孙子尽管经历了无数失败，但却是最有能力和最有成就的人，荣誉头衔至诺曼底侯爵。那位诚实、勤恳的威廉姆·菲普爵士，那位西班牙海域宝藏的发现者，被尊为菲普世家的缔造者，始终名扬朝廷内外。

在派蒂世家缔造者的奇异自传里我们读到了很多派蒂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个呢绒商，一辈子都干这行。还在孩提时代，派蒂就十分热爱知识，对赚钱和攒钱也很热衷。他曾说学数学和攒钱对他来说是一回事。还在少年时代，他就经商坐船到诺曼底，挣了六十英镑。他后来在欧洲大陆待了几年，花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对奥布里说，在巴黎曾有一两个星期他穷得就靠吃核桃过日子。后来他去了牛津，上了内科大夫学院，还加入了几个道德俱乐部。作为内科大夫，他成功地救治了安·格林。她是被绞死的，吊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后来她的朋友又把她的“尸体”翻过来，踩她，确认她死了，才把她送到派蒂那儿。派蒂成功地救醒了她，她后来又活了好多年。他的财富是在1641年英格兰镇压了爱尔兰反叛起义之后获得的。那时他在军队当军医，他意识到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他弄到一份合同获得了一块被没收的土地。靠着这份合同，他每年挣一万三千英镑。拿着这笔钱，他又以低价从士兵手里买来他们分得的没收土地。他买得很便宜，奥布里说那些地每年能挣一万八千英镑。这么多钱当然招致了人们的艳羡和嫉妒。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骑士向他决斗。他说他近视眼，如果硬要打的话，就拿木匠的板斧，在漆黑的地下室里打。结果他赢了。国王复辟他也没倒霉。尽管他是一个温和的克伦威尔派，但他巧妙地掩饰说自己是新政府的忠实追随者。他被任命为爱尔兰的测绘局长。《安置法》一公布，他的所有财产都合法地归他所有。他对爱尔兰的测绘是国家级的伟大壮举。从克立（注：爱尔兰西南一郡）的蒙加托山放眼望去，五万英亩的土地都是他的。但他对此并不满足，还忙着从事采矿业、渔业、钢铁业和木材业。他干什么都干得聪明，并且具有发明创造的天赋。既具有朝臣的优雅举止，又具有演员的多才多艺。他赚钱凭的是天生的直觉。派皮斯也提到过他：“1684年2月1日，他去了白厅。在公爵的房间里，国王接见了他，和他待了一两个小时。国王喜欢派蒂爵士，不让他坐船离开。派蒂爵士有些无所适从，但很小心地和国王应对，忍受着国王毫无理性的愚蠢。其他旁观的人也小心地劝说国王，劝国王用最好的船送派蒂爵士走，国王最终还是没让派蒂爵士走。”派蒂爵士后来结了婚。据奥布里描述他的妻子非常漂亮，长着棕色头发，眼睛十分迷人。派蒂后来死在了皮卡迪利（注：伦敦的繁华街道）。他的遗孀被封为赛尔本男爵夫人，她的小儿子封为赛尔本伯爵。除了在英格兰拥有大笔财产，在爱尔兰还有一百三十五平方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的土地。他的孩子比他死得都早，因此他把所有财产留给了他的侄子洪·约翰·菲茨马瑞斯。他继承了派蒂的名字，成了英国贵族，封为维肯博男爵。他的孙子就是后来非常出名的维肯博侯爵，在博伍德和伯克利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但拒绝被封为克立公爵，关于这一点我们能理解。

贝尔普家族的真正建立者是杰迪戴亚·斯特拉特。他的父亲是自耕农。德比郡的传说说杰迪戴亚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就用小河修了个瀑布灌溉他爸爸的农田。他娶媳妇也娶得不错，尽管刚开始好像没看出多有福气，娘家是干针织行业的。因此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针织业，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发明天分。他造了一个很奇怪、很复杂的机器，是蕾丝机的前身。这种机器可以织螺纹长袜。他后来又把机器搬到德比，申请了发明专利。他又遇到一件运气的事：一个叫阿克赖特的人知道他发明了棉花纺织机，就请求合作，给他提供资金将发明付诸实践。杰迪戴亚·斯特拉特的科学天赋立刻意识到发明的重要价值，二人立刻合作。在那个可爱的克罗姆福德村，建起了第一家棉花纺织作坊，作坊附近是美丽的马特湖。很快他的发明又应用到织印花布。在他的带动下，德比郡成了纺织工业的伟大摇篮，并成为现代工业繁荣昌盛永不枯竭的源泉。他在贝尔普建了四家作坊，并定居下来。克罗姆福德的财富最终成为斯特拉特家的一部分。斯特拉特家三代人广泛分布在全国从事纺织业，他们家是德比郡最主要的生产商，拥有最大的生产力。他们家也因为慷慨大度、热心慈善而闻名。他们热心积极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关注员工的抚恤和福利，是贵族对贵族外阶级同情关怀的绝佳典范。斯特拉特家族不但在工业上很成功，还十分热爱文学和艺术。托马斯·莫尔在1813年住在德比郡的时候提到过斯特拉特一家：“他们家有三个兄弟，每个人都能继承一百万英镑。他们家的女儿家教很好，热爱文学、音乐，他们的富有使他们能充分享受这种优雅。我特别喜欢他们一家人。他们家十六岁的小姑娘读书已经读到维吉尔的第六本了，没有被宠坏。约瑟夫·斯特拉特的大女儿是一位出名的女诗人。事实上，他们全家都是诗人。我像他们那么大年纪时，还不及他们一半呢。我们常常优雅地弹着钢琴、风琴，在漂亮的房子里喝着美味的饮料，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还有很多更好的出人头地的例子。一个人有精力、有能力就能飞黄腾达，获得人生最伟大的成功。也许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并不能鼓舞人们奋力拼搏。有利因素推动人们朝成功发展，不利因素却迫使人们向相反方向退步。很多人在个人发展道路上都会遭受挫折、灰心失意。但那些一心为上帝服务的人就永远不会失败，永远能获得成功。有个聪明人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奋斗就是快乐；心中要始终满怀希望、意志坚定、慷慨大度、情怀高尚。不仅如此，失望也不要失去勇气，要坚信快乐的光芒终会照耀最黑暗的人生。人生就应这样度过。成功与失败都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东西，犹如历史上发生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样。把一生经历的成功和失败都考虑进去才能公正地评价人生得失。”那些一生平淡无奇的人们过得可能没什么意思，但他们的人生故事更让人信服，是他们行使了社区的参政权，积极资助世上的穷苦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伟人，他们成就光辉事业并非出于私心。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例子，柯尔克洪先生称为克拉彭（注：英国伦敦西南部一地区）一族，并写进了他的《当代的威尔伯福斯》（注：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1780年至1825年曾任英国下院议员，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工作）。威尔伯福斯的故事值得所有英国作家广为传诵。

这群卓越的人们影响了英国国教，改变了社会面貌和英国形象。这群所谓的路德教派成员思想开放、个性坚强、富有创意。他们的一生引人入胜，甚至他们的爱情故事和浪漫史也闪耀着迷人的光辉。首先，我们看看老米尔纳，原来是干织布苦工的，后来成了学院的高级辩论家和院长。他坐马车旅行的时候也带上一本威尔伯福斯送给他的道得磊奇的《崛起和进步》。上帝知道，这本书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威尔伯福斯有事的时候总是向牛顿求助和求教。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只有一个去过牛顿家吃早餐。牛顿把他奉为圣人，倾听他富有启发性的演讲。哪怕那位朋友咳嗽一下，听众们都会急切地想知道咳嗽是不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人们到圣·玛丽·伍驽思去听他布道，问他的仆人他都讲过什么了，仆人告诉说他讲了耶稣基督。还有位非凡的年轻人约翰·鲍德勒，他在有些方面让我想起了亨利·柯克·怀特，甚至是帕斯卡尔。他意志坚强、多才多艺，因为过分搞学术研究弄坏了身体。他深爱着一位年轻的女士，但他前途未卜，所以他的恋情并不被朋友们看好。最后，在结婚前夜，他用剑刺穿了胸部自杀了。他个性纯洁高尚，赢得了同样纯洁高尚的朋友们的深深爱戴。“我多么热爱鲍德勒啊！”威尔伯福斯发出由衷的感叹。一群和威尔伯福斯有关系的人被柯尔克洪称作内阁议会。其中有大法官法庭的首席法官斯蒂芬，他娶了威尔伯福斯的姐姐。他是历史之父，从事枯燥、无趣的研究，但他精力充沛、富有激情，能激励起威尔伯福斯和他的朋友们从事更好的工作。他很高兴地辞去了大法官法庭首席法官的职务，回到了绿树碧草的乡间。他是个聪明的伦敦人，他写道：“乡间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喜欢乡村，我喜欢自然、无邪的快乐，我喜欢自然富有教益的悲伤。在平静、炎热的夏天，看看山毛榉树也能即兴作出一篇精彩的演讲。四周很静，一丝风都没有，树叶一动不动，阳光随处洒下斑驳的影子，像上帝从黑暗中透出的希望之光，指引着我们。”牧师托马斯·吉斯伯恩更热爱乡间生活。他住在更僻静、树木更繁茂的尼德海姆林。那儿橡树参天、金雀花怒放、栗子树繁茂。他的朋友们在伦敦一感到厌倦就到他那儿去换换环境。他给朋友们讲他看见的鸟儿、花儿和小虫子，带他们去林间的小木屋。冬天他就去伦敦的皇宫大院、百特西高地或肯星顿三角地，但人头攒动、声音嘈杂，丝毫感觉不到清静安逸，他还是愿意回到林间。

桑顿家的两兄弟，约翰和亨利很有意思。牛顿在昂立的时候，约翰给了他相当多的资助金帮助他研究。约翰最大的放松方式是拉着虔诚的国教牧师和非国教教徒们到处溜达，给每个人提供足够的雪茄烟。那时，英国国教牧师和非国教教徒很亲密，两派都非常憎恨路德教的美以美教派。柯尔克洪公正地说：“当涨潮的时候，海滩不平坦的地方都被淹没了；退潮的时候，小丘又露出来了，人们踏上小丘，把它也称为高地。”意思是说，有大矛盾的时候，小矛盾是可以互相融合、暂时一起对抗大矛盾的。亨利·桑顿秉承了父亲的乐善好施，性格最好、最平和。他任骚斯沃克议员三十年，从没贿赂过上司一分钱。他的位置好像总是岌岌可危，幕后黑手总是反对任命他，但他终于打败了他们。所有好人都钦佩他的基督精神，所有理性的人都赞美他的独立和高尚，愿意选他做议员，紧紧围绕在他身边。孩子们看到长长的庆祝队伍都欢呼雀跃起来了，他却说：“我宁肯和老朋友牛顿握握手，也不愿接受那群傻瓜的欢呼声。牛顿知道如何表扬我，可他们却不知道，净跟着瞎起哄。”他的观点就是这样，财富在他眼中如粪土，财富的唯一好处是给别人带来福利。威尔伯福斯超越了亨利·桑顿获得了更高的荣誉。威尔伯福斯尽管工作紧张繁忙，但谁都不许在早上和星期日打扰他，这段时间他只献给上帝。桑顿的一些老朋友常常在克拉彭的村子里聚会。他们坐在皮特设计的椭圆形的书房里，看着窗外的草地。那时伦敦城市扩张已经扩张到那个村子了。在那些老朋友当中，有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科普利·斯蒂芬——和几乎建立塞拉利昂的严肃苏格兰人的儿子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麦考利毕业于普雷斯顿先生的学院，和雷彻斯特郡（注：英国爱尔兰东部的郡）乡绅同名，也是他的亲戚，他还是十字军战士的后裔，本人积极从事废除奴隶制和其他一切邪恶的斗争。还有很多绅士像贝克斯雷勋爵、西德茅斯勋爵和泰恩茅斯勋爵。还有温婉细腻、善于思考的格兰特夫人。可怜的鲍德勒说：“她很温柔，永远不知疲倦，上帝派她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让她来安慰病人和悲伤的人的。”还有一位不太显眼的亨利·桑顿夫人。柯尔克洪说格兰特夫人：“在印度结的婚，在那个炎热的国家度过很多难忘的岁月，她天性温柔，似乎有完全融入东方太阳的温婉可人。她离开印度，回到我们这个冷酷、严肃的社会。她的举止、表情和情感细腻敏感，像南方阳光下生长的繁茂植物。她的语音柔和低婉，举止平静安闲，她的衣服、头上戴的纱巾，飘逸地垂下妙曼的身姿，无不透出不张扬的诚实和温柔的纯洁。”

桑顿死了以后，他的妻子也很快追随而去。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和他年轻的妻子没有孩子，以世间少有的无私和勇气，承担起抚养九个孩子的责任，而且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责任。当桑顿的长子再回到故园的时候，无论从能力和财富上都能胜任继承父亲遗产的责任。但他却没有以主人的身份住在那儿，而是以英格利斯儿子的身份一连十二年在二老面前尽孝。罗伯特爵士用神奇的魔术手段召集了当初让他自己在社交界和学术界扬名的那些人，让这些人继续帮助桑顿的长子。麦考利和他不一样，久仰他的大名，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表示敬意。他在平民院任职多年，每次回家，纽扣眼里都插着一枝鲜艳的玫瑰。不过玫瑰花不是他自己在乡间采的，而是了解他、热爱他的人送的。他是资历最深的伦敦人，他经常到国外旅行，举止简洁、优雅，迷倒了不少外国人，很多外国人甚至认为他是公爵。他是愉快和礼节的化身，受过很好的教育，而那宝贵的教育来自于达官显贵的耳濡目染和交往。他和基佐（注：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提倡君主立宪制，1847年至1848年曾任首相，发表过数本历史专著。）、哈勒姆（注：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他真实但缺乏色彩的著作包括《中世纪的欧洲》）、帕尔格雷夫（注：1824—1897，英国诗人和人类学家，以他的在英语语言中最好的歌曲和抒情诗篇的宝库（1861年）而闻名）、麦考利（注：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著作包括受欢迎的《英国史》，为爱丁堡评论撰写的众多文章和一卷叙述诗集《古罗马之歌》）、骚赛（注：1774—1843，英国作家，以其浪漫主义诗歌、评论和传记作品著称）、克罗克·洛克哈特（注：1794—1854，英国作家，主编《四季评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七卷本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回忆录》。）一起讨论过历史和文学；和威伟尔、欧文（注：1804—1892，英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也是早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反对者）、萨拜因、墨奇森谈论过科学；和拉弗尔斯（注：1781—1826，英国殖民地执政官，1819年他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新加坡，并在此建立了定居点）、巴兹尔·霍尔、约翰·富兰克林、沃尔夫博士（注：1733—1794，德国解剖学者，以其在胚胎学方面的先驱工作而著名）谈过旅行；和常垂、劳伦斯、威尔基谈论过艺术。这些教育比基督教会给的教育要好得多。为证明自己教育良好，他和这些人在一起往来，成为大英博物馆贡献最大的理事。

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名字构成了现代教会圣徒传，他们的言行值得我们尊敬。我们要以他们为楷模，明确地把他们当作仿效的对象。他们的演说和行为被当作公式、当作口令，我们要照说、照做。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僵硬严格的做法有悖于这些伟人坦率、自由、快乐的精神。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混淆在一起了。人们在讲台上大肆宣讲他们的观点，但威尔伯福斯却很鄙弃这种做法，认为它阴暗、落后、毫无必要。

不管怎么说，模仿出于好心，是好事。人们希望能获得像威尔伯福斯、桑顿和英格利斯在平民院里获得的声望。刚开始威尔伯福斯这些人在平民院里并不受欢迎，人们躲着他们、嘲笑他们、责备他们、反对他们。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派，然而这些人最终获得了国家权力。他们的言辞和影响决定了国家大事，大臣们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他们来做决定。人们知道有他们在，在平民院里就有哪儿也买不到的正直。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忘却个人私欲和耻辱，真诚履行职责的人，全心全意爱国的人，全心全意信教的人，这些人团结起来就能为祖国作出她需要的贡献，为自己建功立业。

要想成功就要有耐心，要学会等待。约翰逊写道：“人们忍受贫穷才能慢慢地出人头地。”他自己就是这句格言的最佳例证。早年当穷书商的经历似乎不能预示他将来能成为文学界的泰斗。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道德高尚，使他成为了成功的天才。如果说在成名之前有什么成功时刻的话，他并没有记载下来。文学、科学和艺术也记录了同样的故事。我们听过制陶工人帕利西奋发图强的故事。工程师斯蒂芬森也讲述了类似的天才逐渐成功的故事。年过四十，他才得到一份年薪一百英镑的职位。他不顾全国人的愚蠢反对，率先建立了英国的铁路系统。斯迈尔斯先生的《工程师的生涯》还记述了其他几位像斯蒂芬森一样的人的故事。像东部洛锡安（注：英国苏格兰行政区名，包括原来的三个洛锡安郡）农场主的儿子——著名的特尔福德——的故事。他建造了伦敦三座著名的大桥，设计了普利茅斯（注：英格兰西南一自治市，位于普利茅斯湾沿岸，该湾为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小海湾）的防浪堤和伦敦码头以及东印度码头。还有艾斯克代尔的浪漫梦幻者伦妮的故事。他是名诗人，和其他诗人交情深厚。他一生设计了很多杰作，像桥啊、隧道啊，这也使他的人生变得美丽辉煌。我们再看看法国人达莱姆波特的故事。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德·丹赛，但他却被他的母亲遗弃在市场里。政府把他作为弃儿交给玻璃匠抚养。他从小就显示了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和学习天赋。他成长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别人嘲笑他在家搞研究，学校老师不让他学习数学，可他后来成了数学界的领军人物。最糟糕的是，每次当他相信自己有了新发现，却发现早有别人在他之前就发现了。然而，他的创新能力无人能打垮。二十四岁时他就成了皇家学会的会员。他那位伟大但却没有抚养过他的母亲想和他相认，达莱姆波特说：“你只是我生理学上的母亲，玻璃匠的妻子才是我的母亲。”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学术界的成功例子了，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天分或机遇，而是由于目标坚定、坚持不懈。让人们光看别人成功的例子是很危险的，这样人们就容易误认为成功很简单。不断追求成功的人比享受成功的人闪耀着更加耀眼的光芒。大多数成功的人，在获得成功之前都饱受磨难和失去。天生成功的人是不存在的。有位文笔流畅的作家写了一篇宗教文章《人生如海市蜃楼》。那些梦想在尘世间获得成功的人往往发现成功离他们很远。他们追求成功破灭的故事成了寓言。我们有时难免批驳人类的幻想，感叹人生的苦难和多舛。

皮特的朋友——威尔伯福斯——写道：“这些事情说明尘世的伟大其实是多么虚无啊！可怜的皮特，我相信他是死于心力交瘁。心力交瘁啊！他像奥特韦、柯林斯和查特顿一样，食物只能满足他们的肉体，却不能满足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天才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无法展示天才最后郁郁而终！他们的命运是不是像苏瓦洛夫呢？苏瓦洛夫长期对国王尽忠尽孝，但最后却被无情地抛弃、放逐。不，皮特有着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全国人民仿效的对象。他死于心力交瘁，时任国家财政大臣。”

瓦尔特·斯科特在永远离开阿博特斯福德时说：“我想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的心碎了。我年事已高，孤苦无依，亲人不在身边，穷困潦倒。”他还写道：“死亡已经关上了爱和友谊的门。我隔着墓地的门看着爱和友谊，眼前闪过一幕幕爱和友谊的故事，别无他求，但愿在不远的将来，我能重温爱和友谊。”他后来又写道：“我每时每刻都很难受，病越来越重，朋友越来越少。想到年轻时的健康和活力，现在已经无法享受，空留一丝悲戚的安慰。希望死亡早点到来，结束这一切。”这就是在尝尽人间一切快乐的人的临终告白，对那些仍然痴迷于虚荣的人是一种警告。

诗人坎贝尔〔注：1777—1844，英国诗人和编辑，以其叙事诗《尤林地主的女儿》（1809年）而享有盛誉〕说：“我是世上的独行客，妻子儿女都已死去，唯一活着的孩子还被关在了活死人墓——精神病院里。我的老朋友们、兄弟姐妹们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还奄奄一息。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名誉，也不过是肥皂泡，早晚会爆掉。有所期待、有所分享是很甜蜜，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像我这样孤苦无依，则是苦涩的。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有时突然会改变想法，我会去找人做伴、求助于人，但不能医治我的伤痛。我又开始讨厌这个世界，讨厌我自己，重新缩回到孤独。”

文学作品描绘了的人们成功前后的巨大反差，反差再大也没有大仲马自己的故事更大。成功后他获邀进了巴黎宫廷。奥尔良公爵（路易斯·菲利普）当时正在宫里，身边围绕着二三十个王子和公主。奥尔良公爵完全不知道他面前站着的是谁。第二天大仲马就在巴黎家喻户晓了。他获得了朋友的祝贺，匆匆地赶去见生病的母亲。“今夜多少人嫉妒我啊，”他写道，“可没人知道我在母亲的病榻前度过了一夜。”

友善的马蒙代尔提到过伏尔泰（注：法国哲学家和作家，其作品是启蒙时代的代表，常常攻击不公正和不宽容。他著有《老实人》和《哲学辞典》）：“对他来说，他不了解最大的幸运是休息。确实，他在走进坟墓之际才稍稍厌倦了追求。在长期放逐返回巴黎后，所有人感激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他也为此激动不已。当他身体虚弱无力，仍最后一次想把大家逗笑，而这次是他最成功的一次。但他得到迟来的安慰和努力工作的回报了吗？第二天，我去探望了他，我说：‘你最终为你得到荣耀感到满足了吗？’‘啊，我亲爱的朋友，’他回答说，‘你跟我谈荣耀，而我却要死于可怕疾病的折磨。’”

让我们读读伟大的霍尔海姆的回忆录吧。他出身于文学世家，达到很高的学术造诣，同时也饱受磨难痛苦。不要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难过，因为即便英年早逝，人们也见识了他的才华和成就。他在圣保罗大教堂墓碑上的铭文，也许是麦考利所写：“亨利·霍尔海姆，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国家宪法撰写者，欧洲文学巨人。”很多朋友瞻仰他的丰碑，敬佩他博学多才、文风简洁优雅、学识宽广博大、判断敏锐真实、一生道德高尚。人们将对他的记忆永存在神圣的石碑上。他绝佳地诠释了英语语言、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人的名字。

阿瑟·亨利二十三岁就去世了，他的墓志铭用的是坦尼森的《记忆》内容是这样的：“在阴暗孤独的教堂，安歇着一个人的遗骸，他的死是人民荣誉的损失。因为他出众的天分、深刻的理解力、高贵的性格、热忱的宗教信仰、生命的纯洁在同时代人中出类拔萃。离去了，望你在墓中安歇。”

还有另外两个孩子的墓志铭：“艾莱诺·霍尔海姆，卒于二十一岁，她那悲痛欲绝的双亲，已经失去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的死去带走他们温柔的性格和对上帝的虔诚，望他们走向回报他们德行的天堂。”

“亨利·菲茨莫里斯·霍尔海姆，卒于二十六岁。他那么善解人意、性情甜蜜、生命纯洁，作为长子他永远活在爱他的人心中。他出类拔萃、美名远扬、朋友众多，在异乡由于疾病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不能再对这些动人的墓志铭多说什么了，但他们讲述了天才和成功的动人故事。怀有理想就能解答人生的难解之谜，为一切痛苦和失望带来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