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