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卫是乾国海军的重要屯泊基地，与作为维修保养基地的旅顺势同犄角，一起扼守着渤海门户。威海湾内水面开阔，湾口有刘公岛屏障，刘公岛南北各有水道进出，但是刘公岛南侧与威海湾陆地之间的海面过于开阔，防守不易。担心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编队，利用黑夜或雾天偷袭，丁禹廷率领舰队第一次东巡归来后，就立刻着手巩固威海基地防务。与天津、旅顺等地的机器局协商调集水雷各件，并在威海本地赶造挡雷链、木桩等，加强海湾口防御系统。孰料这些举措，竟被清流主战派视为怯懦行为，在身边清流人物有关丁禹廷“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一片舆论喧哗中，年轻的光旭皇帝深受影响。
此前光旭皇帝受户部尚书翁叔平的挑唆和御史言官们的不断参劾，认为丁禹廷将海军的大量巡洋舰用于保护海上航线，专注于往来商船不受损失，“人皆谓海军专以保商船勿失，余皆非海军事”，有意分散海军兵力，“避战保船”，致使实力不及乾国的日本海军“公然出没大洋”，下旨斥责丁禹廷，要他把舰船集中起来，组成“大支游击之队”，寻找日本海军主力进行决战。

对于皇帝没脑子的指责和命令，丁禹廷只能苦笑。

护航本来就是海军的重要职责，海上航线是大乾帝国的生命线，南方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是经铁路运到北方，而三分之二是需要商船从海上运输的，一旦海上航线被日军截断，断了粮的北方会发生什么情况，不用说都知道。

而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清流们竟然能做到让皇帝视而不见！

面对这样的一个黑锅，丁禹廷根本无法和皇帝强辩，好在现下代理主持海部的庆郡王宜邝帮丁禹廷顶了回去，宜邝上奏称“海道为朝廷财赋所自，万不能有失，海军护航为第一要务，非以浪战为能”，“若弃护航而专攻敌，海道为敌所断，朝廷粮饷无着，谁任其咎？”这才让清流们暂时闭了嘴，不敢就海军护航“保船”一事再做诘难，但对丁禹廷“避战”的指责却一直没有中断。

3月12日，朝廷就丁禹廷出巡无功一事正式电诘李绍泉。同日，李绍泉一面下令丁禹廷率领舰队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禹廷急速返回威海，是为布置防务为由向朝廷做出解释。朝廷则顺势抓住丁禹廷布置威海防务一事大做文章，于次日严词斥责“前据电称：丁禹廷寻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固？”并命令李绍泉立刻调查丁禹廷“有无畏葸纵敌情事”，如有则应尽快撤换。

乾国海军于3月20日出发的这次东巡，目的地从上次的汉江口外，改到了朝鲜北部的大同江一带。而出巡的真实用意也与一直以来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军的这次行动，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寻歼击弱势日本军舰，实际是为了配合陆军增援平壤，屏护濒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军队乘间从海上登陆抢占平壤，是一次海陆协同行动，因而这次历时两天的东巡在歼除日舰方面依然没有任何战果。此举随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战派新一轮的攻击“近日参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清政府高层中清流派甚嚣尘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见一斑。远处天津的李绍泉无法直接参与辩论，只能通过奏章、电报等书面形式为属下解释，李绍泉明白丁禹廷是因为执行自己和宜邝的指令，以保船为先，避免与优势敌军交战，但在暗涌四伏、政敌如林的官场上，他也只得顺势一面向朝廷解释，一面将责任归结给丁禹廷，严词斥责以作应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作为李绍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战派势力的强大，以及老上司此时所处地位的为难，也明白那些汹汹而来的指责，表面说的是自己，实际的用意是逼李绍泉交出海军。但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乾国舰队于4月1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国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如同乾国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日本民众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乾国运兵船失败后，担心乾国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乾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朝鲜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朝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乾国舰队主力接触，这也是乾国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乾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朝鲜近海的思想，改为“突入渤海海口，以试乾国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和这份报告提出的作战思想异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召集全舰队舰长会议，布置了攻击乾国海军基地威海的计划。21日上午，由“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鱼雷艇，以及“快风丸”号鱼雷艇供应舰组成的鱼雷艇部队率先从朝鲜大东河口锚地出发，高速驶向威海。“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刚”、“高雄”、“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亩傍”、“摩耶”、“鸟海”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22艘军舰随后跟进，整个联合舰队几乎倾巢出动。

21日午夜，联合舰队先头的鱼雷艇部队因为航速较高，首先到达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附近海域，随后隐蔽向威海湾东口航进，意图潜入威海湾，利用黑夜掩护，向港内的乾国舰队发起偷袭。6艘鱼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湾东口海中的日岛附近时，被乾国海军的巡逻小艇发现，港内警报大作，火箭冲天，日岛、刘公岛、威海南帮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为锅炉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内的“超勇”号装甲巡洋舰纷纷鸣响大炮，开火射击，乾国海军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见一斑。在乾国海陆的炮火声中，日本鱼雷艇队认为已经失去偷袭的条件，担心遭到损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纬35度51分，东经126度91分的隔音岛锚地。

在鱼雷艇队之后出发的联合舰队大队军舰，继之于10日清晨到达。“松岛”等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主力军舰停泊在外海待机，而由“金刚”、“大和”等第二、第三游击队的二线军舰以单纵队向威海湾东口进攻，意在以二线的军舰作饵，将乾国海军主力诱出威海湾后进行突击，上午7时零3分，日本舰队与威海海岸炮台开始交火，由于发现威海港内没有乾国海军主力踪影，只看到“超勇”和几艘蚊子船，炮战至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舰队撤退，双方射击时距离过远，均未有大的损失。

日本联合舰队因为乾国海军主力不在威海基地，并未达到最初引诱乾国舰队出港，进行主力决战的目标，于是重新退回执行护送陆军登陆朝鲜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竟然出现到了威海湾外，在乾国政府高层中枢引起一片哗然，清流们自然而然将此事归结为丁禹廷无能，断定海军前一日的出巡是为了躲避日本舰队，有关日舰在旅顺、山海关，甚至大沽口出没的谣言也随之四起，越传越奇，一时间整个乾国沿海草木皆兵，朝廷为之震动，严令海军立刻返回，拱卫京畿门户。4月2日，正在海洋岛一带巡弋的乾国舰队主力接到了由海关巡洋舰“金龙”号送到的李绍泉电令，于3日清早6时回到威海，经过紧张的补给工作，15舰2艇于4日再次启航，在丁禹廷统率下开始丰岛海战以来的第4次出巡。

乾国舰队这次出巡的范围收缩到了渤海湾之内，目的变成肃清谣言中出没在各处港口的日本军舰。舰队在庙岛群岛、秦皇岛、山海关、旅顺、大沽一带进行了长时间巡弋，期间还为由大沽装运军械、煤炭前往旅顺的“图南”、“四平”号商船提供护航，此后一直到12日才由旅顺返回威海，在旅顺基地维护修理完毕的“济远”、“威远”、“康济”、“镇边”等舰艇也随之返回。

乾国舰队主力回到威海的第二天，朝廷军机处一改以往通过宜邝、李绍泉指挥丁禹廷的办法，直接电谕丁禹廷：“……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本土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禹廷从重治罪！……”对海军完全外行的朝廷中枢，直接向海军下达了不得越出旅顺、威海一线的战略命令，比李绍泉采取的守势战略更为极端，一纸电文，正式将乾国海军锁死在了渤海湾内。由此可以看出，左右朝廷政令的清流主战派对于宜邝、李绍泉的守势战略并无任何认识和挑剔，其攻击的焦点完全在于替换海军提督而已。此后，清流们对于丁禹廷的攻击并未告一段落，反而越演越烈，至4月15日达到高潮，3名御史、侍郎同日接连上折弹劾丁禹廷，军机大臣翁叔平也在廷议中要求将丁禹廷革职，理由竟然是认为丁禹廷造成了在朝陆军兵败，16日，光旭皇帝正式谕旨革去丁禹廷海军提督的职务，清流们对于李绍泉这个洋务派大佬的政治攻势，获得初步成功。

被逼至墙角的李绍泉，于19日上奏清廷辩论，长篇痛陈海军的苦衷，指出因停购船械装备多年（原本是两年，但在翁叔平的操作下，实际是永远停止）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知道是否是受到李绍泉充满感情的文字影响，还是出于平衡朝廷中各派势利，在决定丁禹廷去留的最后一刻，一直抱病的仁曦太后竟然亲自出面过问此事，5月1日，乾国政府收回前命，下令丁禹廷暂免处分。

在乾国为着派系争斗，将前敌的海军提督逼在夹缝之中，将海军困锁在内海之时。日本联合舰队则在为向朝鲜运兵忙碌地进行护航，自3月1日丰岛海战爆发以来，一直至5月12日，联合舰队先后护送日本陆军数万人到达朝鲜，一时间身着黑色军服的日本陆军，云集仁川、釜山、汉城等要地，朝鲜局势更趋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