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尔·柯察金来说，要把脚从深陷的泥中拔出来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费了他不少的劲。当他感觉到脚下碰到的是冰冷异常的泥之后，他就知道他那一整只破旧皮靴的鞋底肯定已经全掉了。他这双靴子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从他到工地来的第一天算起。每天，他的靴子总是湿湿的，因为整天要浸在泥浆里的关系，他的这双鞋里的泥浆在不停地晃荡，还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这次，他的鞋底是彻底没了，他只好光着脚站在透心凉的烂泥地之中。可怜他的脚啊，天知道那烂泥有多凉。没了这块靴底，他也没法再干活儿了。保尔只得非常无奈地将靴底从烂泥里捡出来，再仔细瞧了瞧。终于，看着看着，他又气起来，尽管他曾经发誓说不再讲脏话了，但他还是忍不住。他在发泄之后，还是将那只破靴子拎回了板棚。他可怜兮兮地坐在行军灶旁，将已经沾满了烂泥的包脚布散开来，借助炉火的热气想让那只早已被冻麻的脚重新恢复知觉。
当时，有个人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准备做饭呢，她是巡道工的妻子，奥达尔卡，现在给这儿的厨师打打下手，干些琐碎的活儿。她看起来并不显得老态，或许是因为她看起来肩膀相当宽阔，胸脯也没有下垂，依然高耸，大腿也很粗壮的原因吧。其实上天对她算是相当照顾了。她切菜切得既快又好，这不，才一会儿，案板上切好的菜就多得如同小山一般了。

保尔的样子很让奥达尔卡看不起，她挖苦保尔说：

“喂，你这是怎么啦？小伙子，现在离吃饭的时间可还早着呢！你是溜过这儿顺便偷偷懒的吧？！……快，快把你的脚挪开，要知道，这儿可不是澡堂。这儿是厨房！”她最后的几句已经近乎是训斥保尔了。

保尔还没作声，厨房里又过来一位年纪较大的厨师。

保尔向他说明了为何来这儿的前因后果：“您看，我的靴子全都破了。”

那位厨师边看边向着奥达尔卡那个方向点了点头，他对保尔说：

“她的丈夫会些补鞋技术，还算是半个鞋匠呢，你倒可以让他帮你补一下。否则你工作时没有鞋穿，是很危险的事，搞不好，性命都会没了。”

这时，听了这话的奥达尔卡显然为刚才自己嘲讽保尔的话感到羞愧，她又仔细地看了看保尔，然后抱歉地说：

“真对不起，我……我把你当成了好吃懒做的懒汉。”

保尔朝她笑了笑，算是原谅她了，这使她觉得保尔相当宽厚。奥达尔卡觉得保尔也对补鞋略懂一二，她似乎很内行地看了看那只靴子。然后摇摇头，对保尔说：“这双靴子，我丈夫他根本补不了，因为它实在是太破了，

已经根本不能穿了，这样吧，你先坐一会儿，我到我家阁楼上去拿只旧套鞋给你套上。这么冷的天，可千万别把脚给冻坏了。你也是的，真可怜，大冷天的，受这种罪。明后天就要上冻了。冻坏了可怎么办。”奥达尔卡看起来非常地同情保尔，当下，她就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她很快就回来了，只不过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只高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她让保尔用新布将脚重新包好，在炉火旁烤得暖暖的，然后再套上新拿的套鞋，真是舒适极了。保尔打心眼里感激奥达尔卡，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位可爱的巡道工的老婆，目光中充满感激。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了。他看起来非常生气，他一回来，就把众多的积极分子全都叫到了霍利亚瓦的房间里，然后告诉了他们一个不太令人高兴的消息。

“城里怠工的情况相当严重，简直可以说是彼彼皆是。你不论是到哪里去，都可以看见人们在动，车轮在转，但遗憾的是，那些车全部都是在原地打转。这说明我们抓那些反革命分子还是抓得太少了，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由现在的情势来看，现状非常令人担忧，革命的情况简直是太糟糕了。第二批也就是来接替我们的人还未招好呢，也不知这次究竟能来多少人。明后天就要上冻了，大家得赶快干啊，即使是拼了命，也要抢在上冻之前把那片沼地上的路基给铺好，要不然，以后怎么干速度都提不上去了。简单地说，情况就是这样的，同志们，你们放心，城里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反革命分子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儿争分夺秒地干，认真高效地修成这条铁路，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要完成这项任务。谁让咱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呢？要是真做不好，干脆改名叫草包算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时，语气十分坚决，斩钉截铁，与他往日说话时那种沙哑的低音完全不同。虽然托卡列夫的双眉一直紧锁着，但他的眼睛这时却焕发出了一种神采，那是在他下定决心完成某事时才会有的样子。

他接着又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召开这样一个党团员会议，就是为了要对大家作一个说明，明天大家还是要继续工作，该干嘛干嘛。全部党团员明天还要留在工地上，再等下一步通知，而那些既非党员又非团员的同志呢，我们会安排车在明天早晨送他们回去。这是团省委刚刚下达的决议。”他边说边把一张纸条递给了站在一边的潘克拉托夫，那纸条仔细慎重地被叠成了四折。

保尔的目光越过潘克拉托夫的肩头，看见了那张展开的纸，纸上这样写道：

团省委一致决定，第一批人员中全体党团员必须继续留在工地上，等到成功地将第一批木柴运出后再考虑换班。

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一百二十多号人顿时将小而破旧的板棚挤得满满的，就像装满了东西的压缩罐头一样。人们站不下了，所以有人靠着板壁，有人爬上了桌子，还有人居然站到灶台上去了。

宣布开会的人是潘克拉托夫，托卡列夫在会上没说很多话，但他最后说的那句“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都必须留下，不许回城去”掷地有声，将人们都震住了。

托卡列夫说的时候，还将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这就更强调了他刚才说这话的分量。这是团省委的决定，那肯定是不能更改的了。随着托卡列夫的手的挥动，人们想回家与家人团聚、重过与污泥无关生活的愿望全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整个会场当时就噪杂起来，谁也听不清别人到底在说什么。人们逛来逛去，昏暗的灯光也随着人影开始摆动，在晦涩的灯光下，人们脸上的表情十分不清楚，看起来很模糊。倒是人们那些关于“家庭舒适生活”的叫嚷声越来越大，还有些大声叫累的人也非常恼怒。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全场只有一个人是真心想离队回家了，他气得又吵又闹，又喊又叫：

“见他的大头鬼去吧！不论上头的命令怎么说，我是一天都不会在这儿呆了。这儿条件这么恶劣，凭什么让我们一定得来遭这种罪，就算是让我们服苦役，也该师出有名啊！我们已经少吃少喝地干了两周了，这总该够了吧！我就知道城里不会再有那么多傻瓜供他们骗了。现在，我不干了，谁下的命令谁自己来干，谁喜欢干这种活儿谁就自愿干。我要保我的命，我明天一定要走了。我要回家。”

这人正好站在奥库涅夫的身后。奥库涅夫很想知道这个大肆叫嚣的人究竟是谁，于是就划了根火柴，借火柴燃亮的火光看清了那个逃兵的面目——一张扭曲了的脸和一张大得夸张的嘴巴。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这个人奥库涅夫是认得的。

“你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小偷，藏了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照我的脸？”

那逃兵依旧叫嚷着，这时火柴也熄了。在一旁一直没作声的潘克拉托夫站了起来，身板很直。

“刚才是谁在这儿乱说话了？是谁污辱说党交给我们光荣的任务是服苦役？”他说话的语气怪怪的，目光也相当严厉，他扫了一眼周围的人，接着说道：“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这次我们一定要坚持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能回城里。我们这一走，会冻死好多人的，真的，请大家相信我，我们早些完成任务，自然也就可以早些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像刚才那个混蛋那种要做逃兵、不负责任、想一走了之的想法是我们组织的纪律和思想所不能容许的。”

突然又有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潘克拉托夫的话，这个原先的码头工人的话说得很简短：

“那么请问，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的人明天可以回去吗？”

潘克拉托夫当即明确地表示：“当然可以。”

就在这时，一个身上穿着一件城里非常流行的时髦的短大衣的年轻小伙子朝桌前硬挤了过来。他从袋里掏出一张证件，然后把这份小小的证件抛向潘克拉托夫，结果证件像一只小蝙蝠一样撞在了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后来又反弹回来，在桌子上竖住了。他同时还抛下了一句话：

“这张团证，你们赶快收回去吧，我不要了，我不会傻到为了这张小小的破纸片而出卖我的性命的！”

当即，全场就响起了痛斥这人的声音，他说后半句话的声音几乎都要被骂声淹没了。

“喂，臭小子，你知道你刚才丢掉的是什么东西吗？”

“你真是个灵魂肮脏的人，你不配当团员！”

“难道你混进共青团只是为了享乐，发财吗？！”

“让他滚出去！”

“我要把你这只传播伤寒的虱子狠狠地捏死！”

那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拼命朝门口挤，抱头鼠窜了。凡是他经过的地方，人们立即避开，好像他是瘟神似的。他刚一出门，门就被狠狠地关上了，还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他刚才扔出去的团证也被潘克拉托夫拾了起来，他把这张团证就着小油灯上燃着的火苗烧了。那张原本硬硬的纸片经火一烤，立刻卷曲起来，一下子就烧成了焦黑的一团。

一声枪响突然从森林里传了过来。就在板棚的旁边，忽然有一个人骑着马飞速地逃走了，他飞快地钻进了一片漆黑的树林。听到声响的人们纷纷从破旧的校舍和板棚里奔了出来，这时一个人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张故意插在门缝里并且写着字的胶合板。当下就有人点燃了火柴，为了挡风，人们还特地撑开衣服大襟，这才看清胶合板上是这样写的：

你们全都给我立刻滚出车站去！你们从哪儿来的就滚到哪儿去。如果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强行留下，我就一枪毙了他。我总有一天要叫你们死的光光的，现在给你们下最后通牒，限你们最晚在明晚之前全部给我滚回去。

下面有“大头目切斯诺克”的签名。

奥尔利克匪帮里就有切斯诺克这个人。

在丽达房里的桌上，摊开了一本笔记本，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今天早上，下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这儿的天气真是太冷了，真让人受不了，我今天还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了呢，我们结伴而行。

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欣赏初冬的雪，真正寒冬的景色令他觉得赏心悦目。他还问我喜欢吗？

我告诉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寒冬和这场雪，不仅不喜欢并且十分厌恶。因为我想起了远在博亚尔卡工地上辛勤工作的人们。我把这也对他说了。

可他却说：“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如果你坚持这么想，那不就等于说是在有战争存在或发生的时候，任何人欢笑和表现开心都是不对的了吗？！但是生活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前线的确发生了很多悲剧，死神也往往在那儿降临，但是那儿也会有欢乐与笑声。既然这样，那我们在这儿——远离前线的地方，就更该任情绪变化，或喜或悲或哭或笑，看看美景尝尝美食，谈谈恋爱，这也是无妨的啊……”

我听他说话，都不能确定哪些是他故意在开玩笑。奥利申斯基的职务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特派员，他是在一九一七年入的党。他常穿一套西欧式的衣服，没有留胡子，下巴光溜溜的，他的身上还时常洒洒香水。他现在就住在我们这幢楼里，谢加尔曾经住过的那套房间。他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间来看看我。他是个挺有趣的人，与他聊天感觉挺好的，这或许是因为他曾在巴黎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吧，他好像懂得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我并不想与他深交。因为我很明白他是首先将我视为一个女人，然后再把我看作是党内的一名同志。他虽然很有勇气，从没有掩藏过他自己的意图和观点，追求的方式不令人讨厌，并且时常表现得十分多情，但是我确实很难说服自己喜欢上他。

将奥利申斯基的这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与朱赫来那种有些粗犷的朴实风格相比，我更喜欢朱赫来那种朴实亲切。

说起来，这几天筑路工地也发给了我们一些写得非常简短的工作报告，汇报他们的工作进程。他们现在每天大约要铺一百俄丈长的路基。先是直接将枕木放在冻土上，然后再刨个凹槽，将枕木塞到那里面去。现在，工地上满打满算也不过只剩下了二百四十个人。后来派去的第二批工作人员中也逃走一半人。不过，也难怪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太艰苦了。天气又这么寒冷，还下了雪，这种天让他们怎么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