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主意：“你们可以去跟那个站台上走的老头儿协商一下，他是工地总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至少可以下令用雪橇送一些过来的。”乘务员们立刻朝托卡列夫走去。“木头确实是有，但不能白给你们。这是我们筑路的材料。现在工地被雪封住了。火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呆在车厢里，其他的人都得拿起铁锹来铲雪，干到晚上，就把木头给你们。如果不愿意干，就让他们等过今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伙伴们，来了这么多人！嚯，他们中还有女的！”保尔身后有人惊讶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过来对保尔说：“给你们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儿吧。看着点，别让他们干站着发呆。”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儿。有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着皮领子大衣，头顶羊皮帽子，在同身旁一个青年妇女讲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帽顶上还有个绒球。那男子气呼呼地转动着手中的铁锨，抗议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无权来强迫我干这个。如果向我这个铁路工程师提出请求，我可以负责指挥工作。你跟工人都不必去铲雪，哪里也没有这条规矩。那个老头儿违法乱纪，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呢。哪个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愿干活儿？”

那男子用鄙夷的目光将保尔从头看到脚。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无话可说。把工长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紧皱眉头，瞪了他一眼说：

“不想干活儿那可不成，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负责人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儿吗？”保尔转过身去问那个女人。一刹那，他愣在那儿了，站在他面前的女士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冬妮亚好不容易才认出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工人是保尔。眼前的保尔穿得破破烂烂，脚上套着两只有点特别的鞋子，脖子上围的是脏毛巾，脸也好久没有洗了。只有他那双眼睛还和以前一样炯炯有神。是他的眼睛！，正是跟前这个人，衣衫褴褛，活像个流浪汉，可在不久前却是她的心上人。一切变化得这么迅速。

冬妮亚是最近结婚的，此刻正跟随丈夫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个大城市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恰好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和少年时代的情人重逢。她甚至觉得此刻不便和保尔握手，如果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活得如此落魄，真叫人心里难过。显然这个小伙子一直没赶上好运气，只能到这儿来挖土。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因窘迫而满脸通红。她的丈夫，那个铁路工程师气得什么似的。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看，他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放肆了。他把铁锨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

“走吧，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我看着就来气。”

保尔曾读过《朱泽佩·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漏网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他一句，然后将目光转回冬妮亚，冷冷地对她说：“图曼诺娃同志，拿起铁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可千万别学这头胖水牛。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您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高跟皮靴，冷笑了一声，随口又说了一句：

“我奉劝你们可别留在这儿，土匪们前两天刚来骚扰过。”他回转身，拖着那只套鞋，嗒嗒地响着，赶回自己的小队去了。

最后这句话使工程师的头脑保持了清醒。

冬妮亚说服他一起铲雪去了。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往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头到车厢里去占座位。冬妮亚停住脚步，让工人们先回去。走在最后的是保尔，他拄着铁锹，已是精疲力尽了。冬妮亚等他走到身边，就和他并肩而行，说：

“你好，保夫鲁沙！说实在话，瞧见你这个样子，我感到很出乎意料。难道你就不能在政府部门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些的职位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了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利……”

保尔停下来，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感到意外，竟会看到你变得这么……真美。”保尔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字眼。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样粗鲁！”

保尔把铁锨往肩上一扛，迈开步子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

“图曼诺娃同志，坦率地讲，我的粗鲁要比你那彬彬有礼好得多。我们身后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一切正常得很。但是你的生活比我想象的糟得多。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跟工人们在一块儿还不感到害羞，可现在你浑身上下全透着樟脑丸的气味。说句心里话，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好谈的了。”

保尔收到阿尔焦姆寄来的一封信。哥哥说他马上要结婚了，让弟弟必须去一趟。

风将白色的信纸从保尔手中吹走，好像白鸽一样飞上了天空。保尔不可能赶回去参加哥哥的婚礼了，此时此刻，他怎能离开工地？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超过了保尔这一小队的进度，他们的推进速度简直让人震惊。这个码头装卸工正在拼命争夺冠军，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谨慎，拼命鼓动来自码头的小伙子们努力干活儿。

波托什金观察着这些舍命顽强苦干的筑路工人，他惊讶地挠着头发问自己：“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得来的？假使天气晴上个七八天，我们就可以将铁轨铺到伐木场了。有句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仍觉学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负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制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回来了。在见过托卡列夫之后，就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致问候以后，克拉维切克笑着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精制的瑞典毛皮短大衣，拍拍富有弹性的黄色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带给你的，猜猜是谁给的吧？嘿，小伙子，你真是个傻瓜，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我捎来的。怕你个傻瓜冻在这儿呢。这件大衣本是奥利申斯基送给她的，她转手就交给我，说捎给保尔穿吧。阿基姆告诉过她，说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儿。奥利申斯基稍稍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再另寄一件军大衣过去。’可丽达笑道：‘不用再麻烦您了。他穿短的干起活儿来可以更利索些。拿着吧！’”

保尔满怀惊喜地接过这件珍贵的皮大衣，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才过了一小会儿，柔软的毛皮就使他的肩头和胸口觉得暖洋洋了。

丽达在日记里写着：

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不停不息。今天仍是满天风雪。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伐木场了，不想却遭遇了严寒和暴风雪而中途受阻。他们被封在冰雪之中。挖掘冻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然而这一段却最为艰难。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有三名工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无人来参加。在距离这一筑路工地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弄翻了一列运粮的火车。遵照粮食发放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运回城里，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病房的暖气都停止供应了，该死的暴风雪！它到何时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儿回来。消息得到了证实。昨晚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了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路，所以直到今天朱赫来方获得确切的消息，幸好匪徒已被击退。托卡列夫负重伤，胸部被击穿，今天将把他送回城。克拉维切克被敌人砍死了。他昨夜刚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最早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面往回跑，一面向进攻的敌人还击，可惜还没等他跑到旧校居就被砍死了。筑路队总共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已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驻扎在那儿了。

潘克拉托夫如今接任工程总负责人。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将他们全部消灭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驶到，就沿着铁路线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还有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城里医院，现在已安置妥当。医生说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伤员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程队的来电。“为了对匪徒的袭击作出最好的回答，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士兵，与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必将拼尽全力，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区将克拉维切克安葬。

企盼已久的木柴眼看就要运进城里，但是筑路速度却更加缓慢，每天都有几十人因为伤寒而倒下。

这一天，保尔感觉两腿发软，仿佛是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觉得比以往烧得更厉害了。

使工程队遭受重大伤害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那顽强的躯体依旧在抵抗。接连五天，他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出工。他虽然身穿暖和的皮大衣，脚穿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些东西也不能帮助他。

每迈出一步，胸口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他全身发冷，上下牙一直打颤，双眼模模糊糊，只觉得周围的树木在绕着他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挨到车站。车站里异常的喧闹声使他大吃了一惊。仔细看过去，原来站台旁边停靠着一列与站台等长的平板列车，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正由跟车同来的人们在往下搬卸着。他又向前跨出几步，不料却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糊里糊涂地只感到脑袋撞到地上，冰冷的积雪贴着灼热的脸，好不舒服。

过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保尔，把他抬进了板棚。保尔急促地呼吸着，已经不能分辨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都算小病，不值一提。肺炎加伤寒就可以将他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到工地的杜巴瓦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护送保尔回故乡。

幸亏保尔所在的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保尔及阿廖沙塞进了拥挤的车厢。车上的旅客却怕传染上伤寒，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车一开动，就要将保尔扔出窗外。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全赶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的家伙，你们记清楚了，我这就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全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拿个指头碰他一下，你就对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进一步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面前问：

“你看，保尔能活下来吗？”

没有回答。

“走吧，杜巴瓦，只能听天由命了，现在咱俩得挑起全部重担，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一早就开始试车。”

霍利亚瓦给铁路沿线各站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挂电话，再三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来。直等到每个同志都答应了一定做到，他才回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首。他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托咐，赶到车厢前进行阻拦，但发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辞世。便只得派人把尸体抬进了收容站的太平间。

他们赶紧打电话到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嘱咐要好生保护的那位同志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博亚尔卡工地给省委拍去一份简短的电文，将保尔的死讯传给了他们。

阿廖沙把一息尚存的保尔送到了家，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因染伤寒而病倒了。

下面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何会如此伤心？还未坐下提笔，我就已哭泣。谁会想象得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悲伤？难道流泪就一定代表着意志薄弱吗？今天哭泣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痛到如此地步呢？今天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啊。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参加完庆祝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会爬到我的心头呢？确实是取得了胜利，可是却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何为真正的感情，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比我原先想的更重要。

日记就写到此。不知何时会有下一篇。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职。